快遞輿情

胡安焉從1999年畢業(yè)后輾轉于廣東、廣西、云南、上海、北京等地打工，漫畫編輯、便利店店員、自行車銷售、物流揀貨員、快遞員……20年間，他換了19份工作。

2020年，失業(yè)數(shù)月的胡安焉在網(wǎng)上發(fā)表隨筆，其中一篇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爆火。以此為機緣，今年3月他的非虛構作品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正式出版。經由此書，將那些游走在邊緣的人群推進了公眾的視野。但在胡安焉看來，這些記錄無關底層或苦難，只是見證一個人的沉浮與他所經歷的人生。“都只是謀生手段。”胡安焉說，“我希望通過寫作來確立自我?！?

壹

“我總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負的境地，然后被迫逃離。”

44歲的胡安焉如今定居成都。他和妻子租住的60平方米小屋里，除了成箱的書，還養(yǎng)了一只貓。房子異常整潔，給人一種井然有序的感覺。也許這正是他如今狀態(tài)的投射——“平和自洽，”胡安焉笑著說，“換個庸俗的說法，就是與生活和解了?！?

在“和解”之前，他的人生經歷就像他解讀的契訶夫小說一樣，“是一個巨大的問號，讓人沒有歸屬”。

胡安焉生于廣州，中專讀家電維修，大專讀廣告專業(yè)，“但我讀的是夜大”。而他早期的工作，如酒店服務生、服裝店和加油站營業(yè)員、快餐連鎖店送餐員，都不可避免地和夜校時間沖撞了。

他勉力維持著學習和工作的平衡，甚至一度因賣力工作惹來同事不滿，因為這無形中拔高了大家工作的“標準”。盡管這種賣力，不過是類似于“多碼了幾張椅子”這樣的事情。

同事之間經常發(fā)生與利益相關的糾葛和算計，這令他不安?！拔也幌矚g和人講利益，談條件”。

他以為大專畢業(yè)后，找一份專業(yè)對口的工作，就不必頻繁地與人打交道了。他先后進入一家廣州漫畫社和漫畫資訊雜志，結果這里產出的幾乎都是粗糙的盜版物和廉價的幽默作品。他和幾個熱血的朋友決定離職北上過“流浪”生活。

2004年，胡安焉來到北京，在一家文印店找到第九份工作。與他同來的朋友們執(zhí)意要過一種理想主義生活，認為“工作是社會機器對人的奴役”，勸他辭去工作。他聽從了。為了節(jié)省開支，還從通州搬去更偏遠的燕郊，眾人分攤房租，每月只需500元。可是經濟的窘迫畢竟是個實際的困擾，最終，他返回了老家。

不過，北京這段經歷讓他開始習慣自省。那幫“幼稚”的朋友，他們的反叛和追求，“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啟蒙，讓我認識到，原來世界上還存在這樣的生活方式”。

在家賦閑數(shù)月后，他去了一家影音器材期刊做編輯，之后又隨同事創(chuàng)業(yè)辦汽車會刊。父親生病后，他在家照顧數(shù)月，又重返動漫行業(yè)。公司的運營模式迫使他們經常“洗稿”，而他自覺“太無能”，“即使投身污濁的洪流，經濟情況仍然是月光狀態(tài)”。

當時的女朋友對他很不滿，為了掙錢，他和一名同學去越南考察商機，但不確定性太多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到南寧合作開女裝店。

除了各種難纏的顧客，更令他沮喪的是同樓層的競爭者。后來，女朋友和他分手了，這讓他感到一種“解脫”，但同時又被一種茫然的失落感籠罩。

在南寧待了兩年后，他和同學拆伙，回家。

那年，他正好30歲。面對財務自由的老朋友，心中還是會有一種“自卑感”。10年的打工經歷，也加深了他對人群的恐懼。于是，胡安焉開始寫作。他以名家為師，模仿練習，勤做筆記，在文學論壇上混了兩年。但稿酬微薄，難以維系生活，他只能繼續(xù)工作。

接下來幾年，他先在廣州做網(wǎng)店賣衣服，又搬去云南下關做商場保安、烘焙店學徒，去上海做便利店夜班店員、自行車店銷售，到大理開零食店、擺地攤、做鹵味，最后回到廣東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揀貨員。

“幾乎所有的工作對我而言都是徒勞的重復，”胡安焉說，“我不懂得改進自己，總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負的境地，然后被迫逃離?！?

貳

“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里最認真負責的。”

2018年，為了現(xiàn)在的妻子，胡安焉又一次來到北京。不同于上次的滿腔熱血，重返北京的第一天，他就開始找工作。招聘網(wǎng)站將他推薦到順豐快遞。

作為“快遞界的海底撈”，順豐有口皆碑，但身在其中的胡安焉卻深感疲憊。

站點主管設置的一些規(guī)則，如要求員工在派件時主動提出幫帶垃圾，好評數(shù)排名靠后者會被揪出來“示眾”，晚上下班后還要開例會抓紀律……這些都讓極度“社恐”的胡安焉不太適應。

直到這年7月，他感染了病毒性肺炎，小時工沒有醫(yī)保。這讓他萌生了離職的念頭，“雙11”即將來臨前，他轉到了品駿快遞。

相對而言，“品駿的每個快遞員更平等，彼此互不干涉，雖然新人也要從差的片區(qū)入手，但調整的機會更多也更公平”。但工作中，依然會冒出各種意外。他曾被偷過價值上千元的快遞，也多次自掏腰包為客戶自己的失誤買單，比如客戶自己填錯地址卻偏要責難快遞，幾個來回下來，耗時不說，有時還會遭到無理投訴。

“但送快遞從未讓我感到屈辱。”胡安焉說，“我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人，大多是很尊重我的?！彼忉尩溃瑫械囊恍┙洑v，為了商業(yè)也好，敘事也好，難免要寫到一些摩擦碰撞，但這份工作的整體體驗還是不錯的。

他算過一筆賬，北京快遞員平均月工資7000元，每月工作按26天算，日薪就是270塊。刨去卸貨、分揀和裝車的固定時間成本，剩下每天派件約9小時，那么每小時得產出30元。而一個快件平均2元，等于他每4分鐘就要送出一個快件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無論吃飯還是上廁所，都“太奢侈了?！?

盡管如此，他并不認為快遞行業(yè)帶有剝削或壓榨屬性。“本質上這份工作是自己的選擇，并且它的工資還是相對可觀的?！?

在品駿那段日子，他過得輕松愜意，不再“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”。

后來品駿解散，業(yè)務轉給順豐，2019年末，胡安焉也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。臨走前，他發(fā)了一條朋友圈，告知客戶自己不再配送快遞，很多客戶留言點贊，感謝他的付出。其中一條評論說道：“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里最認真負責的?！?

“他并沒有夸大其詞?！彼跁袑懙溃驗檫@名客戶沒有必要違心地奉承，而這句話，也是他對自己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自我總結。

叁

他將自己的各種工作經歷擴寫成了一本書

胡安焉是他的筆名?！昂奔次难晕睦锏摹盀槭裁础?，“安”和“焉”都是疑問代詞。他用這個筆名來表達內心的不安。

這種“不安”在2020年化作他重啟寫作的動力。他以第一人稱視角，寫下他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揀貨員的經歷。沒想到這篇文章意外爆火，在豆瓣收獲3700多次轉發(fā)，上萬個點贊。當年4月，文學機構“副本制作”的兩位編輯聯(lián)系上胡安焉，跟他約稿，鼓勵他嘗試非虛構寫作。

“當機會出現(xiàn)，我就要去兌現(xiàn)它們?！焙惭商寡?，外界的反饋讓他有一種在黑暗中行走多年，突然照見光明的即視感。為此，他嘗試介入非虛構寫作，從自己漫長的打工經歷中打撈出值得書寫的內容。

根據(jù)編輯的建議，他將自己在北京送快遞的經歷寫出來。這篇文章起初名叫《派件》，后來以《我在北京派快件》為題，發(fā)表在《讀庫2103》上。隨著各界反饋越來越多，浦睿文化的編輯找上胡安焉，希望他能將自己的各種工作經歷擴寫成一本書。很快，他就完成了這部書稿。

近些年，陳年喜、范雨素、王計兵等“打工寫作者”紛紛涌現(xiàn)，胡安焉是這個集體中最新的一員。有些人將他們的寫作稱為“底層寫作”。胡安焉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。

“我從來沒有帶著所謂的‘底層意識’去寫作，我也不是從‘底層關注’的角度去寫?！彼麖娬{，“我寫的是個人經歷，而不是我所屬群體或階層的現(xiàn)狀或處境。”他想澄清的是，從頭到尾，他只是在寫“如何接受和確立自我”，并且盡可能客觀，避免教導別人?！拔以絹碓礁械缴钪性S多平凡雋永的時刻，要比現(xiàn)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決定意義?！?

作為謀生手段的工作一旦退去，胡安焉便會全身心投入寫作。“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?！彼麕е环N近乎神秘的幸福感說道。

在胡安焉身上，你能感受到一種難得的清醒。他雖然熱愛寫作，但并不因此貶低“打工”。

“一個人，他的價值或尊嚴，跟他的外部成就關系不大，而是要看他本質上是一個什么樣的人。”胡安焉說，“送快遞，只要認認真真誠誠懇懇地做，那你的價值不會低于一個寫作者。我從來不認為出版或發(fā)表作品，是比送快遞更了不起、更崇高、更有價值、更成功的一個事情?！?